湖北省枣阳市一女童因眼睛弱视，父母未及时发觉，卫生防疫站进行体检时也未检查出来，从而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，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。
　　为此，女童及其父母起诉到法院。经过一审、再审判决，4月28日，法院终于作出了终审判决，女童弱视由其父母和有体检过错的枣阳市卫生防疫站共同承担责任。

　　多次检查正常一朝发现弱视
　　薛言，今年12岁，从小聪明、活泼、可爱，其家长从未发现其眼睛有弱视症状。薛言在读书期间，先后多次参加体检，均未查出有弱视症状。
　　1996年3月22日至1999年4月19日，薛言先后5次参加由枣阳市建委幼儿园统一组织，委托枣阳市妇幼保健院进行的体格检查，虽然保健手册的格式体格检查记录中设计了双眼视力的检查项目，但保健院只按自定的常规仅查幼儿有无传染性眼疾，并未对薛言双眼视力状况进行检查。
　　1999年秋至2001年秋，薛言又到枣阳市防疫站进行了3次体检，检查结果薛言双眼视力均为1．5。
　　2001年12月的一天，薛言放学回家后，突然对父母说，其右眼看东西模糊。同月，薛红军、毕燕夫妇带领薛言到襄樊市中心医院进行检查，结果表明薛言右眼视力仅为0．06。襄樊市中心医院最后诊断薛言为右眼高度近视、先天性弱视。
　　2003年8月13日，薛言右眼视力已降为0．02，诊断为右眼高度近视、先天性废用弱视。

　　伤心父母归责体检单位
　　薛言的右眼残疾了。薛红军、毕燕夫妇把“罪魁祸首”归于枣阳市妇幼保健院、枣阳市卫生防疫站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枣阳市妇幼保健院、枣阳市卫生防疫站早日能够检查出女儿的右眼弱视，他们女儿的右眼就能医治了。
　　2003年6月，薛红军、毕燕夫妇起诉枣阳市妇幼保健院、枣阳市卫生防疫站，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．2万余元。枣阳市法院受理后，法院法医就该案的相关问题咨询了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眼科医师，并制作了询问笔录，该笔录表明“眼睛先天性弱视，早发现早治疗，是治疗该病的根本，治疗敏感期为6－8岁，治愈率可达70％至80％，发现晚了，治愈率较低”。
　　2003年11月30日，枣阳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决保健院、卫生防疫站各赔付薛言、薛红军、毕燕支付的治疗费、误工费等计2788．18元，并且各赔付薛言、薛红军的精神抚慰金1万元。同时，保健院、卫生防疫站还承担鉴定费、案件受理费等共计3871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枣阳市妇幼保健院、枣阳市卫生防疫站不服判决，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。
　　2004年9月7日，襄樊市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。
　　2004年9月29日，枣阳市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。
　　2004年11月17日，枣阳市法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。

　　防疫站父母共担责
　　可枣阳市妇幼保健院、枣阳市卫生防疫站仍不服再审判决，向襄樊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
　　枣阳市妇幼保健院诉称，保健院依据《儿童保健教材》，对幼儿体检不查视力度数，只对沙眼、角膜炎等传染性疾病进行检查，对薛言等人的体检符合规定，并履行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义务，没有违约侵权行为，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　　枣阳市卫生防疫站诉称，判决赔付精神抚慰金错误，防疫站的体检行为与薛言的右眼先天性弱视没有因果关系，也没有实施侵权行为，防疫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；同时提出该案不是医疗事故，无需鉴定，所以他们不应该承担鉴定费。
　　襄樊市中级法院经过审理认为，薛言在1996年3月至1999年4月就读于幼儿园，由于幼儿对视力的判断能力不够准确，国家对幼儿视力检查又没有强制性规定，因此，枣阳市妇幼保健院按《儿童保健教材》的要求，5次对薛言有无眼科传染性疾病等进行检查，而未对幼儿视力度数检查并无不当。枣阳市保健院给薛言体检虽然形成了医疗检查服务合同，但不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，保健院上诉称没有违约责任理由成立。
　　襄樊市中级法院同时认为，1999年9月至2001年秋，枣阳市防疫站对薛言进行3次视力检查，并在“学生健康检查表”视力栏中，3次填写双眼视力均为1．5。由于薛言被确诊为右眼先天性弱视，该右眼视力根本达不到1．5的正常视力。因此，枣阳市防疫站对薛言的检查，未认真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义务，导致薛言右眼弱视未及时得到治疗，防疫站存在明显的过错行为。
　　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，法院认为，薛言属先天性弱视，与保健院、防疫站的体检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，防疫站、保健院只是按常规对学生体检，并未实施侵权行为，因此，原审判决两上诉人承担精神抚慰金不当，应予纠正。同时，襄樊市中级法院认为，薛红军、毕燕作为薛言的父母，与薛言共同生活8年而未发现孩子视力问题，对薛言右眼视力未能得到及时治疗，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。
　　2005年4月28日，襄樊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枣阳市防疫站赔偿薛红军、毕燕为薛言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等费用4460元，并承担受理费、鉴定费等共计7139元；薛红军、毕燕自己负担1116元；驳回薛言、薛红军、毕燕的其他诉讼请求。